那曾經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城市，曾經有一堵牆隔開了同一片天空，曾經有一個狂人從這裏指揮著讓全歐洲陷入恐慌的軍隊。但在遇到的人身上、在整個城市裏，我卻看到他們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反省。

有次和一家遊戲公司開會，推銷公司的產品。問起了那公司平時的翻譯流程，負責人說公司的翻譯大都是公司團隊自己完成的，他們一百多人的團隊來自二十多個國家，能說十多種語言。她說大部份的國際用戶的問題都能內部解決。我也好奇地問她是哪個國家來的，她說：「波蘭。」

在柏林見過的公司大都如此，團隊幾乎有一半以上都不是德國人，產品的前期多語言版本大都能靠團隊自己完成。這融洽的多樣性我只在《重慶大廈》一書裏感受過。

認識了一個曾在台灣留學，現正在柏林修讀「國學」的德國人。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他對中國近代的歷史比我還清楚。

閒聊間他提起以前有人問他：「那你是日耳曼民族嗎？」他說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民族，他不理解民族作為區分不同人的作用。

我接著問他：「那你有因為德國人的身份而自豪嗎？」他說這問題在德國有點敏感，因為答案要不讓人想起「不愛國」，要不就想起二戰時的極端民族主義，很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爭拗。每次聊到中國相關的問題他都先問我會不會介意，他怕我也是把「國家」放在心中很高的位置那種人－－有時候會對問題偏向盲目且麻木。

他是我第一個遇到認同我說「國家」、「民族」這些概念不過是當權者把人分群以易於統治的人。他也是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他也厭惡因為「國家」、「民族」、「宗教」分歧而引起的戰爭。「我爺爺當年是德軍的士兵。」他說道。我沒有再問下去。

從猶太屠殺紀念館到柏林圍牆遺址，還有朋友分享他小時候所受的教育，我看到了沒有逃避錯誤；沒有找借口；還積極找方法改善的一群人。

在舊金山的一個活動裏遇上個兩年前在東京認識的日本朋友，原來他離開日本超過一年了。

他約我在一家Twitter創辦人投資的咖啡店見面，我早到了一點，沒多久他也踩單車來到，還戴著Google Glass，好不拉風。

他在日本已完成了PhD學位，在矽谷卻像是重新起步。在舊金山的日本人很多都是大公司派過來工作，鮮有做Startup的，而且也只在日本人圈子裏活動，所以他沒有太多認識的人。他說剛來的時候只買了單程機票，借住在朋友家的沙發上，但他的朋友沒多久就要離家旅行，他無法繼續住下去。他知道那朋友準備舉辦一個Party，特意跑到Japan Town買材料自製壽司，在Party上藉此打開話題，不少人對他的壽司讚不絕口。

其中一個知道他正在找住處，主動問他願不願意到他家睡沙發。他因此認識了Path的第一個員工。

「那段時間我大概住過9家沙發。」他略數了一下。有在Path工作的，有Twitter的早期員工，他就像在矽谷遊覽了一次。

我問他在日本和美國做Startup的分別，他說美國的人很願意互相幫忙。他遇到的人都會問：「我能幫你甚麼忙？」他說在亞洲國家則相反：只關心別人能怎麼幫自己。他知道我想聯絡上Quora，立刻掏出手機在Facebook上聯絡了他認識的Quora員工，說有消息會通知我。

他後來在矽谷找到了投資，在舊金山設立了辦公室，他的妻子也從日本搬了過來。

離開咖啡店後的當天下午他立刻傳給我一堆舊金山活動的資料，因為我說過這次來是想多認識點人。

雖然他的英語還是很有日本味道，但骨子裏他已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矽谷人。

在巴黎期間認識了一個室友，他在巴西的大學修讀Computer Science，到法國南部繼續讀書，還特意跑到北部的巴黎公司實習。

他喜歡巴黎繁華且富藝術感的生活。他並不在巴黎市中心工作，但寧願每天花兩個多小時在車上也要住在市中心，他說才不會為工作放棄感受巴黎的主調——從老遠巴西跑來的目的。

他對各種事都充滿熱情與好奇心，知道我是香港來的，他要我教他講中文。

「一起去公園嗎？」聽著他用奇怪的語調講出這句話很有趣，他說要用作約會中國來的女同學。

他興致勃勃地分享了他以前參加ACM編程比賽的過程，還在Google上找出他們團隊得獎的照片給我看，但他說不想太專於學術性的東西，還要認識更多其他東西，所以就只參加了那一次。他認為那經驗還是很寶貴的，因為學會了很多解難的方法。

周末他邀我一起去參觀奧賽博物館。沒想到他對不同的畫家的畫風、技巧也很了解，還特意叫我幫他和一幅他很喜歡的畫拍照。他說他在巴西的房間也掛著這幅畫。

他能談Algorithm的邏輯精華，又能聊油畫的細膩技巧。他晚上除了和朋友出去喝啤酒，還會在客廳看美國的紀錄片，彈彈結他。他說以後也會去矽谷找找工作，他以前的編程隊友都跑到Google和Facebook去了。

其實生活、學習、工作和興趣是可以不用分得太清楚的，享受其中就好。

因為工作關係到芬蘭首都赫爾辛基（Helsinki）走了一趟，拜訪了當地的Startup孵化器Startup Sauna，從年輕有衝勁的主席口中聽到了一個故事。

沒有很久以前，有一個港口小城市，在那裏，孩子們從小就能接觸英語、接觸世界。那裏的家長也一樣不鼓勵失敗，也是一樣追求安穩。小城市裏不乏跨國大公司，所以孩子長大後都會進入大公司工作。

當港口的大公司變得臃腫之際，有人效法了矽谷的例子，借大學一個倉庫舉辦了一個創業啟蒙活動，沒想到反應空前熱烈，然後這倉庫就再沒還回去了。大學也慷慨得很，沒有諸多留難，把小倉庫借給了他們作為基地。一屆屆的Startup畢業生從這小倉庫中孵化出來，走向世界。

這倉庫孵化器的參加者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到附近的國家尋找有潛力的團隊，然後帶到小城市建立公司。他們提供工作間，提供小量資金（然後政府再提供同等數量），他們邀得各方Startup明星來分享經驗，但他們不拿走任何股份。

主席說，他們就是想要改變社會對畢業後的態度，讓那裏的人知道除了大公司外，還有另外的選擇，還有一個可以讓你發揮得更好的環境。

他們還花時間去矽谷建立人脈，把有興趣有能力的畢業生介紹去矽谷的Startup工作。

主席說：

有甚麼比在Startup工作更能學到如何營運一間Startup？

他還酸酸地補充了一句：不過有些人直接就在那邊過日子了。我猜，他還是很想看到他們學成歸來的。

芬蘭只有大約540萬人口，正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市場太小了，他們都以往外跑為起點。西望歐洲諸國、東接俄羅斯。市場的限制間接造就了他們的國際視野。Rovio和Supercell遍佈全球的成功應該不是偶然，也應該不會是僅有的。

其實，這故事很熟悉、也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