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沙尼亞的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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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rom Hong Kong To Estonia]

一年多前剛辭掉工作,當天晚上就在 Facebook 上看到 Jobbatical 招聘的廣告。那是一個我有興趣但沒有實際經驗的職位,而公司是一家位於陌生國度的小小 Startup,看上去很有趣,我毫不猶豫地按了「申請職位」。

三個月後,我飛到了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塔林才剛下完雪,也沒穿外套,從下機走到機場大樓的時候冷得不停地發抖,不過同時也因為充滿未知的旅程而感到興奮。

我加入的 Jobbatical 是一家國際招聘平台,所以招聘也是經自家平台來做,剛加入時只有 11 個人,主要來自愛沙尼亞,但一年半後已發展至 20 來人;來自 10 多個國家。

我一向深信多認識不同成長背景的人是讓自己進步的最佳方法——還記得多年前第一次遇到台灣人、新加坡人的時候曾很失禮地問人家會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朋友們對不起 🙇)。而在 Jobbatical 和來自印度、哥倫比亞、巴西、埃及等陌生國家的同事相處(或衝突)後,我更加鞏固了此想法,因為從他們身上知道了更多媒體上不曾看見的當地生活,也更了解自己的無知。

除了公司裏的各種見聞外,住在愛沙尼亞還能不斷地感受各種新科技的衝擊。身處科技行業本來就比較容易接觸各種不同的科技潮語,像是區塊鏈(Blockchain)、代幣眾籌(ICO)、人工智能(AI)等等。但在愛沙尼亞這些字眼卻不只是潮語,而是確實地能在生活中接觸到:用區塊鏈技術建立的電子公民系統建議由國家發行代幣眾籌自動送貨小機器車在城市中試行等等。

上星期在網上預訂了時間理髮,整個過程只花了1分鐘。在愛沙尼亞幾乎各種服務都能在網上完成,從政府機構到私人機構到小店都不斷地把各種服務電子化,讓我這科技宅的生活變得異常方便。難怪這邊的人很喜歡用 E 字來「食字」,因為 E-stonia 確實是一個 E 世代的國家,由政府領頭,帶動起整個國家的科技化。

新事物難不免有各種問題;少不了要面對各種質疑,在愛沙尼亞也不例外。最近電子公民系統的負責人發佈了一段新聞,說有人發現了電子公民系統的潛在漏洞,他們的團隊正在修復,有不少人馬上一副「早就跟你說過⋯⋯」的嘴臉回應。作為可能受影響的人,我並不驚訝系統有漏洞,政府機構不推搪不隱瞞才讓我驚訝。有問題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解決問題。相比起請明星喝鉛水,承認錯誤和想辦法修復才令人敬佩。

不久前有記者問我會選擇留在愛沙尼亞或香港,我無法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在這全球化的年代,地域早已沒有那麼鮮明的界限(尤其是科技業),加上居住在不同城市能得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啟發,所以我並沒有打算生孩子前長居在一個城市,也許數碼遊牧(Digital Nomad)的生活更為適合。

在 Jobbatical 工作了一年半後,我離開了這團隊去開發新的產品。雖然如此,短期內還是會留在愛沙尼亞,因為沒有哪一個地方比冬天的愛沙尼亞更無聊;更能讓人專心工作。這邊的科技圈子最近也舉行很多經驗分享活動,讓我獲益良多。也因為如此,很歡迎所有路過塔林的訪客打一下招呼 👋,帶點溫暖給這個在大雪中埋頭寫程式的科技宅。

我冷
其實沒那麼嚴重,我只是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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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的科技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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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坐 Uber 的時候跟司機搭話,他問我是不是第一次來塔林,我說不是,我在塔林工作。然後他問:「那你是在 Transferwise 工作嗎?」不是。「那是 Skype 吧?」

這城市遊客以外的外國人不多,主要都是愛沙尼亞人和俄羅斯人,或是坐船過來唱卡啦OK和買酒的芬蘭人(芬蘭人很喜歡唱卡啦OK,芬蘭的酒稅很重)。Skype 和 Transferwise 可說是塔林的外國人主要僱主,Uber 司機說他載過遊客以外的外國人都是在這兩家公司工作。

雖然塔林作為一個城市並不國際化(尤其比起附近芬蘭的赫爾辛基或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但眾多的科技公司裏其實很多外國人--因為很產品都是面向世界市場,而且科技業的技能全球適用,請外國人相對其他行業比較簡單有利。Skype 本來就很有名不多說,其他幾家有點起色的也是生下來就注定往外跑的公司。

Transferwise(已融資: 9000萬美元)是一家幫你以更便宜的手續費更簡單地做國際轉帳的服務,但它不是出自任何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之手。

Pipedrive(已融資:1400萬美元)是少見的歐洲銷售 SaaS 公司,以前在 OneSky 的時候有試用過,他們的客戶大都是美國公司,我也一直以為他們是美國公司,畢竟美國的 SaaS 仍然全球領先(不論客戶數量或服務提供商)。

Lingvist(已融資:930萬美元)是簡單學語言的手機 App,在亞洲非常進取,最近剛在日本開了辦公室,也準備進軍中國--他們說理由很簡單,因為人多市場大,也很老實地承認現在無法在 Lingvist 學愛沙尼亞語,因為市場太小。如果按照人數排列,那粵語、上海話或閩南語都還遠遠排在愛沙尼亞語之前⋯⋯

Teleport(已融資: 250萬美元)提供外地工作、留學、生活所需的幫助和建議,玩了一下他們的城市匹配系統,他們給我的建議第一名是德國柏林,第二名就是愛沙尼亞塔林,看來我不小心跑對地方了。

還有我正在工作的 Jobbatical(已融資:290萬美元),就是幫各地公司更簡單地找到合適的外國人才,當然也能幫想到外國工作的人更簡單地找到團隊加入(現只限科技業),現在整家公司 16 個人中有 7 個非本地人。

這些產品和服務如果只有本地人團隊幾乎不可能良好地發展下去,畢竟各種文化都有自己的盲點,單一文化的團隊會錯過很多其他人眼中顯而易見的機會。不只聘請外國人,這些公司的創辦人大都是有外國工作或留學經驗的愛沙尼亞人,在不少場合聽過 Estonian Mafia 這個對他們的形容詞,聽起來有點向 PayPal Mafia 致敬的意味。

記起 2 年前在對面海的芬蘭好像也聽過類似的故事,愛沙尼亞人笑說:只有130萬的人口,不看外面活不下去。

愛沙尼亞的工時有多短

短工時:對香港人最大的文化衝擊

剛到塔林的時候還在下雪,所以路上人很少;車也不多。工作座位的窗口正好對著馬路,工作第二天注意到下午5點左右那條沒甚麼車的路就開始塞起來,一問之下得知5點就是愛沙尼亞的正常下班時間,這可說是習慣香港生活的我遇到的第一個文化衝擊。

第二個文化衝擊來得比想像的更早,那是工作的第五天,也就是星期五,窗外的馬路下午4點就開始塞起來。愛沙尼亞本地同事說:「因為他們都要出遊或趕回家過周末,所以4點就下班了。」當然周末更是理所當然地休息不工作。

這情況只是指塔林普遍的公司,在我所處的只有12個人的 Startup 裏,同事們還是6點多才會離開,創辦人一般則比較晚,但工時在我看來也是非常短--比起過去幾年在香港和舊金山沒日沒夜地工作,塔林的日子輕鬆多了。

扣去午飯時間一天才工作7小時左右,比起一天可能有12-14小時的工作時間,整體的工作產出想當然爾比較少。工時雖然變短,但為了不影響工作結果,反而花了更多時間在考慮該做甚麼事情上,所以每個小時可說是變得更有效率。

工餘時間多了,但出產卻變得比較懶散:blog 寫得比較少,工餘的項目也進展緩慢,在香港和舊金山被擠到無法呼吸的情況下好像能做得更多。

畢竟以前只試過一種自虐狂的工作方法,換了環境和工作方式,時間多了反而變得比較迷茫,適應的階段比想像的要長,還不知道是好是壞。只希望能從中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平衡點,別因為悠閒而停下走向目標的腳步。

愛沙尼亞的官商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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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林已經生活了3個星期,要忙工作、找房子、找吃的,還沒完全了解這城市,只是從各種小細節已能感受到這國家在科技和全球化上的野心。

花了大概100歐元和10分鐘申請了愛沙尼亞的「網絡公民證」(e-residency),這證件誰都能申請,其實就是變相把外國人的指模和各種資料放進自己的資料庫,從而簡化各種程序。

網絡公民證和他們的居民身份證共用一個系統,讓很多麻煩的行政工作都變得更簡單和安全。例如簽署文件的時候,只要把證件套上一個附上的讀卡器,插進電腦後,用政府開發的簽名系統加上密碼就能直接作出數碼簽名,比普通簽名安全簡單,而且完全數碼化--用Email直接傳來傳去也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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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愛沙尼亞的同事說,他們交稅也是很收到Email後按幾下就可以--就算宿醉過後也能順利交稅,很多和政府的交流都只靠一張證件網上完成,也不會有IE Only的麻煩。

最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們推出了一個新的雲端服務CountryOS,就是把政府管理國家所使用的系統變成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讓其他政府也能付費使用。CountryOS的潛在客戶有至少196個(國家),潛在的用戶有70多億(全世界人口)。當然要國家政府使用由另一個國家開發出來的系統會有很多顧慮(尤其在那些觀念特別保守僵化的國家),但這概念已足夠讓人眼前一亮。

有愛沙尼亞同事笑說:「在愛沙尼亞,每個人都互相認識。」只有130萬人口、國土比台灣稍微大一點點的年輕國家(1991年才從前蘇聯獨立出來),政商合作(或者說勾結)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幾乎每家公司都和政府或多或少有點聯繫:我隨隨便便地就在一家本地公司的新辦公室開幕禮看到愛沙尼亞總統在致辭;當我和另外兩個美國同事申請居留證遇到問題的時候,CEO竟然直接拿出電話打給某個政府人員。

看了一下CountryOS的價目表,香港使用該系統的月費比請個甚麼專員管理Facebook專頁便宜一半,還不用自己做一個IE Only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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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負責的局長雖然見過Steve Jobs但未必聽過愛沙尼亞和SaaS呀⋯⋯

為甚麼我從香港跑去愛沙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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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家人說要去愛沙尼亞(Estonia)工作的時候,最常見的問題是:「在哪?」

這小國在芬蘭與俄羅斯附近,全國大概130萬人口,我去的是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Tallinn),大概40萬人口。可能因為香港和台北都沒有航班直接到塔林,所以身邊認識這國家的人比較少。(可以在此了解愛沙尼亞多一點!)

Where is Tallinn, Estonia

第二常見的問題則是:「為甚麼去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有不少出色的科技公司如Skype,經濟正在起飛、發展空間很多,加上位處東歐環境優美等等──都不是原因。我的人生才沒那麼有計劃;加入此公司前也對愛沙尼亞沒甚麼了解。就只是單純地覺得Jobbatical的創辦人、團隊、產品、信念都很符合自己的想法而已。

原打算躲在香港自己做一個類似增加人與人跨國交流的產品,但無業的第一天就在Facebook上看到Jobbatical的廣告,他們剛好在招聘B2B營銷負責人。看完產品後覺得信念很適合自己,團隊也才只有12個人──沒人負責B2B,是個最佳的學習機會。

工作內容或環境都是全新的挑戰,這讓我的自虐狂基因活躍起來。不過由於種種障礙,我也花了兩個月去說服他們我能幫他們拿到更多客戶而加入了團隊。

一向認為地點不應該是個重點,最重要的是一起工作的人──而這正是Jobbatical的核心信念。所以我會從香港跑去愛沙尼亞只是一點緣份、一點厚臉皮加上一點自虐傾向,希望在一個歐美團隊中能看到亞洲團隊的種種盲點和限制,讓以後處理國際產品和溝通的時候更為順利,也希望能在一片未知中得到更多啟發。

香港和台北有多國際化?

從 Facebook 挖出免費數據

由於工作需要找些資料分析國際化的影響,記起朋友Patrick寫過一篇用Facebook做資料蒐集的文章,也就用Facebook來做一次簡單營銷資料蒐集的實踐。

Facebook Ads Manager(廣告管理員)提供的資料在很多國家都非常有用,中國和俄羅斯這些Facebook不普及的國家除外。由於我想知道各個科技重鎮和國際化有沒有關係,語言即文化,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各國說各種語言的人口比例。

如何免費挖數據

在Facebook Ads Manager上有一個選擇廣告受眾的設定,選完後會有一個大概人數,從不同的設定得出不同的數字就可以概括出一個相對準確的分析,這次只是使用「位置」和「語言」分析已能達到我的目標,「年齡」也是分析上會常用的一個熱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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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從Facebook拿到的數據也有以下限制:

  1. 數據只包括了Facebook用戶,但在Facebook覆蓋率極高的科技業沒甚麼問題。
  2. 假設了數據來源是Facebook的「界面顯示」設定,而非「你瞭解哪些語言」,因為受眾的語言選項和界面顯示語言選項幾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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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有的數字只是估算而非實數。
  4. 可能是Facebook要面子的關係,無論如何配搭,最低的受眾估算也有20,所以我把所有20都假設為0去掉,這並不會影響宏觀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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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Facebook不普及的地區數據無法作準,這也是為甚麼我沒有把北京加進來比較。

「Facebook顯示的語言」比起「你瞭解哪些語言」更能反映一個人的文化傾向,當有兩個人都可以講流利中文和英文,但使用Facebook的時候用不一樣的語言,你就能感受到他們不一樣的文化傾向。也像是有人喜歡日本;學日語,也會把Facebook轉換成日文,他們的文化傾向在Facebook的顯示語言上更能體現。

Facebook可能加入了顯示語言以外更多元素去判斷一個人到底會不會那個語言,因為我從數字結果中看到很多重覆,但一個人絕對可以是多文化的人,所以在這也不影響分析。不過數字的單位就是「1個文化」而非「1個人」。

開始挖數據

我先選了幾個科技重鎮,分別是美國的舊金山灣區、紐約,歐洲的倫敦、柏林和亞洲的新加坡,再加上我想比較的香港和台北(北京因為Facebook不流行的關係無法比較),從Facebook拿到數據後看看他們之間的分別。另外,以下所有數據只包含18歲或以上的用戶。

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還是得承認英文是全世界最普及的語言。在科技業中此情況也一樣,很多研究都是先有英文版本或只有英文版本,幾乎所有編程語言也是(相對簡單的)英文,讀寫英文絕對是在科技業中的其中一個天然優勢,所以在以下的國際化分析中我會給英文比較特別的待遇。

1. 英文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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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除了柏林以外,有4個科技重鎮的英文文化覆蓋率都在70%到80%之間。

新加坡雖然是亞洲國家,但英文覆蓋率比起舊金山和紐約來得更高,柏林卻比香港還少,台北則只有8.98%。為甚麼柏林還能成為歐洲的主要科技重鎮?

2. 語言數目

語言總數

淺色的是小眾語言(少於10%覆蓋率),深色的是主要語言(多於10%覆蓋率)。

  • 舊金山灣區和紐約除了英文外,還有不少南美洲移民所帶來的西班牙文。
  • 柏林則想當然是英文和德文。
  • 新加坡和香港則是中文和英文(不過比例不一樣)。
  • 台北則只有中文是主要文化傾向。

可以看到柏林其實非常國際化,有78個流通語言,反而在亞洲各種不同語言國家環繞的新加坡、香港和台北卻略為遜色。

3. 小眾語言覆蓋率

小眾語言覆蓋率

一個地方縱使有很多語言也不代表一定是國際化的,可能只是某幾個語言獨大而已。所以也要看看小眾語言能有多少覆蓋率,由於英文的特殊普及性所以也在此剔除。
可以看到主要科技重鎮都有10%以上的小眾語言覆蓋率。

  • 偏少的舊金山和紐約有10%以上的西班牙語作為英語以外的主要語言。
  • 柏林雖然英文覆蓋率不高,但其他小眾語言卻能有接近20%的覆蓋率,可見德文文化並沒有獨大。
  • 反之香港和台北則只有7%-8%左右,自詡國際都會的香港甚至是所有城市中小眾語言覆蓋率最少的。

結論

一個地方能否成為科技重鎮當然除了國際化外還有更多其他因素,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毫無疑問地帶來更多新想法、新概念。

從簡單的Facebook用戶分佈來用,香港和台北整個環境並不是很國際化,英文不是主流,小眾文化也沒有很多,仍是華人文化獨大。新加坡雖然華人數目眾多,但英文文化和多元的小眾文化卻媲美舊金山和紐約。英文在柏林不是主流,小眾文化卻幾乎佔20%之多。

從各種數據可以看到,倫敦雖然是英文為主,卻是最為國際化的城市,語言覆蓋率圖表也是最色彩繽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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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亞洲三個城市的語言覆蓋率除了可以更簡單地看到國際化程度的分別外,也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印度文化(Hindi、Tamil);香港的外傭文化(印尼文、菲律賓文)和台北的外勞文化(越南文、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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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時間內想靠個人力量改變整個環境幾乎不可能,但和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交流可以讓自己得到更多新想法、新意念。由於這個信念,我加入了Jobbatical,一家位處愛沙尼亞、替科技公司聘請外國人、幫科技業人才到其他國家工作的Startup。除了想從不太了解的歐洲學到更多新東西外,也希望把在東歐工作的所見所聞透過Facebook專頁分享給中文的科技圈子,讓香港和台灣也能變得更國際化,迸發更多有趣想法。

這是透過Facebook獲取的完整資料,可能從中可以挖到更多有趣的結果,Facebook充滿著免費而且可信的趨勢數據,只是人手每個數字拿很浪費時間而且會出錯(如果加上年齡設定則需要做更多次類似的動作),所以我是用程式自動擷取以上資料的,如果想要付費Facebook數據擷取服務也可以透過Facebook跟我聯絡。

Startup環境是怎樣鍊成的

有不少的公司賣得好價錢、也有不少成功的產品(縱然沒有國際化到Nokia或Skype的程度),只是他們倒下後並沒有把成功的思考方式擴散開來形成一個環境。

上星期在聚會中認識了一家Tallinn(位處愛沙尼亞)的Startup,和他們聊起愛沙尼亞的Startup氛圍,他說愛沙尼亞的Startup越來越多,聘請員工越來越困難,很多競爭。那邊的Startup多少和Skype有點關係,要不是前Skype員工創辦就是有Skype相關人士的投資或建議。

這情況聽起來很熟悉,像是矽谷現在受到PayPal相關人士影響的公司一大堆(PayPal以前則是Fairchild),芬蘭也一樣有前Nokia員工創辦的Rovio和SuperCell。可以想像這些公司縱然倒下,他們的影響會不減反增--因為員工受到文化薰陶,會四散做出更多有趣的事情。

每個城市的環境剛開始看起來都沒甚麼特別優勢,像是有Fairchild以前的矽谷、有Nokia以前的Helsinki、有Skype以前的Tallinn。每個點都是從一顆小種子開始,慢慢地長大和擴展到世界等級,然後到了某段時間,這沒有活力甚或倒下的大樹就把文化擴散出去,從而形成一個網絡、一個環境。

香港還沒有如此環境是眾所周知的事--但絕不是沒有種子或大樹。香港有不少的公司賣得好價錢、也有不少成功的產品(縱然沒有國際化到Nokia或Skype的程度),只是他們倒下後並沒有把成功的思考方式擴散開來形成一個環境。

我猜一是公司文化沒有鼓勵團隊成員自己決策,大都採用由上到下的決策模式,員工只是執行決策的人,無法形成大局觀--自然在公司倒下或失去活力之際也一併失去目標--無法把走向成功的文化從創辦人那邊延續下去。

二則是那些公司成功後的金錢和經驗無法有效地經由投資進入新一代的腦中,幾乎每一家Startup都只能自己由頭打拼起,鮮有站在巨人肩上的優勢。

最近參與了一個香港Startup的私人聚會,幾乎是首次在香港感受到有益的公司文化交流,也許能看見一個健康環境正在發芽。